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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oлийВасильевичЛуначарский，（）苏联文学家、教育家、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7年投身革命，1904年起参加*社会*工党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工作。年，他在策略与哲学问题上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分歧。1917年*二月革命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至1929年，一直担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193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年间，他同Α，Α.波格丹诺夫等人一起宣扬过经验批判主义，并企图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新宗教”。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理查德·阿芬那留斯、安·卢那察尔斯基对纯粹经验批判的通俗叙述》、《宗教和社会主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十月革命后，他基本上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了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了多部论述文学艺术和美学的著作。
卢那察尔斯基的主要事迹
一“俄罗斯的”批评家
卢那察尔斯基不仅是一个革命批评家，还是一个“俄罗斯的”批评家，即，俄罗斯民族文化制约着其文学观，这种文学观以一种道德立场为根基，体现为对人的精神本质的肯定，对暴力与理性的否定，对爱与自由的推崇等。而这一隐含的道德立场在某种意义上又形成了对其官方意识形态立场的颠覆。
卢那察尔斯基是自觉地坚持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以此种分析为基本的原则，同时也并不忽略所谓“本意上”的批评，在当时即是指艺术形式的批评。
20世纪初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也相当盛行，这种批评是机械地、单向度地、纯粹以政治甚至经济的标准来进行文学批评，卢那察尔斯基对此给以尖锐批判。在他看来，社会学的批评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考察文学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以社会规律代替艺术规律。因此，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学批评是具有丰富内容的、充满辩证意味的批评，同时，在今天看来，也同样是艺术本体批评的一种，因为艺术作为一种话语是在复杂的语境中生成的。换句话说，艺术的各种符号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均取决于语境的决定作用。
艺术生成的语境包括作家的私人成长环境以及阶级身份，这些因素甚至决定着作家的整体创作风格。卢那察尔斯基在这方面的杰出批评有对司汤达的“两面性——理智与激情”、对哈代的宿命观等问题的阐释，而在我看来，这方面最精辟的论述当属他对狄更斯幽默风格的辨析。
卢那察尔斯基反对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后者认为支配着人类行为的并不是“意识”，而是来自动物本能的“内驱力”，人类的意识相对于行为而言只不过是表面的原因。弗洛伊德便声称来自无意识的东西强大到我们无法靠意识控制。但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决定着人类行为的意识，无论它是哪个层面的东西，都必然带有人类成长过程中所浸染的社会性，人类除了个性的利益之外，还存在着集群的利益，也就是说，无意识与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这一观点与*金对弗洛伊德的批判恰相吻合。
二卢那察尔斯基十分强调扫盲工作
为了使教育更好地为政治经济服务，尽快提高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卢那察尔斯基十分强调扫盲工作。他说：“我们要在最短的时期内消灭这种耻辱的现象，消灭这种人民没有知识的现象。”他在演说中多次提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天，列宁就把他召去并对他说，党中央认为必须把他安排在教育人民委员的岗位上，“在那里你必须摧毁俄罗斯的文盲。”卢那察尔斯基深深地感到，国民教育这个金字塔是立足于扫盲的，使全国人民识字，这是一个最初步的要求。只要人民的大多数还不识字，要使人民真正很熟练地管理自己的事务是不能设想的，甚至要保持中央同文盲的联系也是不可能的，同他们的联系好像要通过译员才能实现。由于经费、设备和人员等不足，扫盲工作也遇到了困难，甚至还不断产生新的文盲。面对这种情况，卢那察尔斯基强调指出：我们要消除一面在教识字一面文盲数量又在回升的现象，决不能让文盲少年的人数经常不断地增加。“如果文盲源源不断地从学龄儿童中产生，一个国家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充分文明的国家。”因此，他认为，关于扫除文盲的法令，是苏维埃政府最伟大的法令之一。不管在哪个行政、工会、经济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们，都必须重视扫盲工作，并把这一任务担当起来，不能弃置不顾。要使工人和农民识字，又使他们学习技术知识和提高政治觉悟。在卢那察尔斯基看来，支援农村的一般含义，就是帮助组织扫盲工作。如果农村不进行扫盲工作，那农村将永远是野蛮的。在农村要建立农村图书馆和阅览室，并使之成为把所有人联合起来的一个文化中心。
三卢那察尔斯基眼中的十月革命
卢那察尔斯基的知识背景：亲布尔什维克
考察卢那察尔斯基对十月革命的态度，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对他的知识背景，特别是身在国外，对*还不十分了解时的知识背景做一个归纳。他的信中，甚少涉及到布尔什维克，但可以看到多处提到列宁，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他对两派的情感态度。
对列宁，他是十分敬仰的，甚至有些*，他认为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者，领袖，在他眼中，列宁也认识到革命的艰巨性。
列宁：
列宁给我留下一个极好的、甚至是高大的印象，尽管也是一种悲剧性的、几乎是阴郁的印象。列宁是高大的，是一头准备投入决战的忧郁的狮子。
我不可能在星期三和列宁一起走，否则我也许会仅仅为了团结而决定与他共命运，而不顾他的这一举动会招来铺天盖地责难的危险。
目前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不在的影响很明显。这自然令人懊丧。
对布尔什维克的亲近还可以从对孟什维克作风的批评上看出来：他们的人格彻底完了。气量太小。
孟什维克：
孟什维克们非常虚伪，他们几乎要因列宁的“自作主张的、非同志式的、不可容忍的举动”而审判他。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不公开。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赞颂列宁的演讲态度很冷淡。
总想夺得权力，把“小人物”抛到一边，自己“像贵族似地”去住豪华级的旅馆。
我和加米涅夫就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使这个大工厂变成布尔什维主义的了，而它本来是孟什维克护国主义的。克伦斯基来是帝国主义者最后一件工具。
虽然孟什维克表面上并没有发生分裂，但在护国派和国际主义者之间斗争激烈。
持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观点的群众是一伙顽固不化的“爱国者”，他们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
卢那察尔斯基的紧迫感：我们应该行动踏入*的土地，卢那察尔斯基就感到临时政府是不可信任的，甚至它都无法展开工作，要求对他进行*改组。他甚至还看到了坐立不安的情势，而只能采取污蔑，暴力手段维持它自身的存在了。
临时政府的危机：
5月18日大多数人谴责它。内阁的最后名单之奇特令人吃惊。
参加内阁的是一些无法发挥负责作用的人。
通过这些办法迫使内阁改组，直到出现真正*的组成状况。
在道义上和思想政治上，反对派证明，他们比多数人及其部长们站得更高。资产阶级报刊完全堕落了，肆无忌惮地撒谎和诽谤我们。
临时政府要求逮捕列宁、托洛茨基等等。
这样的“统治者”一点也不值得羡慕。看起来似乎所有人都支持他们，而他们却像煎锅里的鱼那样辗转不安，既怕将来，又怕资产阶级；既怕批评他们的人，又怕支持他们的人。
但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他也开始为临时政府担心，希望能够安定一点，甚至开始致力于建设家园。但他也知道建设是不稳定的，随时有付之东流的可能。火山口上这个词让我想起托克维尔预见1848年革命时也用过，而我们说1929年经济危机前的人们，坐在悬崖边上，所以这样的词表示的程度已经很严重了。
从深层次看，局势仍然极端不稳定和危险。饥荒的预后也极为严峻，将是崩溃。俄罗斯的革命*派比它的敌人们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当然，战争、饥荒、失业仍然继续存在和发展，但毕竟一线线亮光似乎正在显现出来……
10月8日这是令人不安的时期。但主要的是，我们是在火山上进行建设。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看到了*最重要的困难：战争，粮食，盲目的群众。这对认识十月革命以后的*形势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
昨天发生的巨大的不幸——德国人占领里加——可能再次使局势全面恶化。
10月18日我们最根本的病症是战争造成的破坏。它正在扼杀我们。我时常痛苦地想，我们在表面上的工作全部都要化为泡影，因为整个大地正在崩溃之中。
10月23日严重的不满情绪也在工人、士兵、农民中间滋长，这一点使我害怕，而且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群众可能作出严重的残暴行为，而从另一方面说，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多少整顿好国家生活，即使*转入极左派手中也是一样。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所冲刷掉。立宪*党人所采取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方针。
月31日粮食状况仍然是危机性的：这是形势中最为令人害怕的一面。
虽有这种变化，但他也知道，临时政府的崩溃将是必然的，因为他已明显的感受到一场社会阶级的决战就要来了。一方面是人民的壮大，布尔什维克的坚定强硬。
大战降临的感受：
6月2日人们的积极性、勇敢精神、准备程度极度提高。成败在此一举，看来2个月之内就要见分晓了。我们的力量（包括我的力量）很强大，但任务也是极为艰巨的……昨天我又一次深信有“天意”存在，它现在无疑极其关注*，关注我。
7月10～11日如果《新生活报》继续维持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们将筹办一份大报，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梁赞诺夫、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拉林和我组成部。
而另一方面就是临时政府内部的分裂。
可能很快要发生大事件，其契机是帝国主义和孟什维克所组成的临时政府陷入了绝境……
11月6日由于捷列申柯和维尔霍夫斯基的分裂，政府可能开始崩溃。
卢那察尔斯基的远期预见：行动应该审慎
虽然采取行动是必然的，但我们的行动也不应该无所顾忌。时势造英雄，克英雄有可能是你，也有可能是他。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策略。首先就是我们党自己。这方面的错误是十分可怕的。
布尔什维克党的错误：
一方面是对人民的放纵，我们的任务在于领导群众，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在对群众让步，这会惯出毛病来的。
7月18日我不得不和布尔什维克采取一致行动，但是他们根本不理睬我的忠告。一切都越出了常规。黑色百人团、流氓、奸细、无政府主义者、感到绝望了的人群，在更大的程度上使示威变得荒谬绝伦和混乱不堪。现在，勇气应表现在开导群众，制止他们过分的强力行动。
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口头上表示同意，而在行动上却向自发势力让步。而我随着他们也在让步。也许，3～4日的可怕经验会迫使人们回头看看。也许，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奔向深渊。
另一方面则是党的分裂。在政策上，在中央和地方的都有派别存在。
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党团内，争论都很激烈。托洛茨基主张抵制预备议会，中央整整有一半人支持他。另一半人则主张利用这个讲坛，在中央维护这个观点的有我，在党团内有李可夫、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
10月31日我们形成了一个类似右翼布尔什维克联盟的东西：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我、梁赞诺夫等。左派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他们有中央，而我们这边是各个工作部门的所有领导人：市政府、工会、工厂委员会、军事方面、苏维埃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随着党的错误的加剧，他的行为也越来越消极，很可能被淘汰出革命行列。
卢那察尔斯基的战斗热情：
首先，是很积极地投入了他的激情，渴望革命深化，甚至不惜生命。
党推选我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我更感到高兴的是，在我面前又展开了可能是广阔的从事市政活动的前景。
最为重大同时也是最为可怕的情况，是德国人的军事胜利。局势极度危险。我只说一点：我要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在一起，直到最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他们分担一切痛苦，直到最后。工人对我十分信任。
我，说真的，本已经准备“与心爱的生命告别”了。回避战斗，我是怎么也不愿意的。政治形势尚不明确，但向左转是显然的……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之后，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我们正在日益向上。我们正在组建一个好的司令部，而且表现得越来越沉着。
其次，看到布尔什维克的能力不足后，发现我们的行动像是一场赌局，很是无可奈何。而他就只能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苏维埃有力量拯救*和革命吗？看来并没有。但是，某种机会还是有的，而立宪*党人却一点机会也没有。
从政治上，我当然同布尔什维克态度一致。我很清楚，*不转到苏维埃手中，就拯救不了*。固然，还有一条出路-建立纯粹的*派联盟，但为此目的而要求所有方面都表现出足够的善意和政治智慧，看来是一种幻想。
在政治上我维护这种主张，同时实际地建议市府采取措施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同流氓、同毁坏粮食和酒精仓库的行为作斗争，组建红十字会，等等。
再次，因为牺牲实在是太多了，他良心不安，只能寄托于将来会少一点牺牲，我们的活动还有些意义，即使历史大踏步前进。
真是可怕的时期。处于尖刀的顶端。多少苦难，多少辛酸，也许它们要促使我们过早死亡。但是，生活在充满伟大事件的时代毕竟是幸福的，在这个时代，历史不是在懒散朦胧地慢慢踱步，而是像一只飞鸟在没有道路之处展翅翱翔。
但在冬宫还是发生了破坏和冲突（没有发生*），为此承担责任是可怕而沉痛的。有什么办法呢。这样做也许能使和平更快来到。什么也不会比在前线继续进行骇人听闻的“合法”杀戮更坏。不管怎么说，暂时牺牲极少。我惊恐地想，牺牲会多起来吗？我一直在清晰地设想苏维埃*面临的所有令人抑郁的困难。但是，困难比所有的预想超出一千倍。
那么，将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联合其他势力吧！这不仅是解决现实问题所需要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第三条路线：没有监督成分的**。在存在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他们参加整个*派组成的政府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的困难很大。但这是较好的出路。
夺取*总算轻易完成了，但是保持*呢！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都是这样，除了士兵和工人，也许还有某些农民。北方方面军加入了我们一边。罗马尼亚方面军则坚决反对。关于另外两个方面军还没有消息。从莫斯科也没有消息传来。外省消息不多。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和疯狂的恼怒。而困难呢？粮食供应任务极为艰巨。到处都衰败崩溃，并且从各个方面袭来！甚至即使把一切力量集中到一起，*可能也无法摆脱这种可怕的境况，而我们必须仅仅依靠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来拯救*。形势极端危险、极端严重。
*派联盟是一条出路。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表示支持，列宁、托洛茨基反对。
单靠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能搞好。社会主义者是否会参加单一的*派内阁，我不知道。但是，没有这一条，应当说，除了毁灭，革命没有别的出路。
如果不如此，而仅仅是相信暴力的作用，那我只有离开，虽然很痛心！这里的暴力有三种表现，恐怖，报刊管制，军事强权。
11月10日我将和政府的同事们一起走到底。但是，从事恐怖活动，不如投降。我是不会参加一个搞恐怖活动的政府的。我要离开，等待命运的安排。我们被包围在什么样的敌视之中！真感到心痛……
11月11日，有一些措施我很不赞同。例如，不仅资产阶级报刊，而且连社会主义者的报刊也遭到长期禁止。诚然，它们曾对我们横加挞伐。但是，即使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为强制措施承担责任总是可怕和沉重的。
12月1日我们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军事粗人不断在犯大量的严重错误，这让人心痛得皱紧眉头。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就是那一方面，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在疯狂地同我们作斗争。强硬的*，天啊！是必要的，这一切不得不咽下肚去。
还是不能离开政治，可是到了最后，我们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和士兵，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所以，作为文化工作的负责人，证明他失败了，他很痛苦。
12月6日知识分子都非常地仇视我们。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士兵们仍然热情地支持我们。但是，之所以有这种支持，是因为我们暂时还未被证明是应付不了令人绝望的局势中的所有困难的。我们能应付吗？官僚们的抵制严重地妨碍着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军事当局和司法当局一直在犯右的和左的最令人苦恼的错误，为这些错误承担责任真是心情沉重。
所以，这时的他还能怎么办呢？小心翼翼的做人而已。
右派因我的“辩护”而对我十分恼火！左派也对我的模棱两可而心中有气，最后，双方都意识到，是我们在最紧张的时刻使他们避免犯致命的错误……
社会的变动不仅带给人民出人头地的机会，也给大家的心理情绪造成一定的冲击，这一定成幅度上展现了社会的承受力，展现了卢那察尔斯基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充分表明，社会的安定才是人们的共同愿望。
卢那察尔斯基的恐惧情绪：
作为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原来他也有恐惧，随时可能会死。
7月18日刚刚给你发了一封电报，以便让你至少知道我活着。
我多么需要你！你们两人是我最神圣的安慰。昨天死神曾在彼得堡上空徘徊。
愿命运之神怜悯人类和俄罗斯吧。
但在关键时刻，他却被抛弃了，无所依偎，这在风雨飘摇的时刻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感。
留在瑞士吧，至少也要等到恶浪稍见平息再说。
苦闷，现在在这里生活真是苦闷。革命正体验着巨大的幸福，但这是有点可怕而痛苦的幸福。
经过7月4日那一个疯狂的日子以后，不管谁对谁错，我们国际主义者-左派社会*党人，成了某种被遗弃的人。这要延续多久，只有上帝自己知道。
未来在哪里，在付出了代价之后我们会得到什么？也许得不到什么，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那我们付出的是不是有些太多了呢？可以说，他现在恐惧的已经不再是他的身体了，而是怀疑自身的社会价值，意义。
一个问题：苏维埃在道义上的威望能够保持下来吗？如果能够，那么一切都会逐渐好转。如果不能，强大的反动时期就会来临，尽管不会长久……
7月26日但是，历史上的惊人事件和伟大事件只能以苦难作为补偿。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的苦难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另外，你也和我一样相信，爱和精神是不朽的。只是爱和精神要多一些……高尔基变得温和了。
局势混乱而又危险。我们可能前进，也可能后退。
迷茫之后就是绝望了，一切都是脆弱的，党有可能已经不相信我了，那我还相信它吗？听天由命的无所谓态度已经表明了他的宿命论色彩。而今，所有一切在他眼里都是神话，我们可能同归于尽。他最终走上了否定自己的态度。
11月3日这是一个严酷的时期。看不到丝毫光亮。情绪接近于悲怆的绝望。俄罗斯的身体是羸弱的，它已精疲力竭。饥荒蔓延，濒临崩溃。一切都听天由命。
11月9日我已经不恳求命运让我看到你们，但是恳求能使我的信到达你们那里！周围海空-片汹涌。看不到一丝光亮。对社会主义的义务将会完成。走着瞧吧。我什么时候着手工作呢？要等到有可能至少进行某种组织工作的时候。
11月29日高尔基家，现在是我们的凶恶敌人，我因而避开他们。
天哪，在整个市民中，在所有妥协派社会主义者中，仇视达到了难以估量的程度。局势如此，每次写完信都不知这是否是最后一封。我很容易会被关进监狱。
这是一次艰难的登山宗教*。*多半仍然具有虚幻的性质……
四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通过智育使学生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通过智育使学生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通过智育使学生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智力发展的人。他说：这种人“对所有的一切都一般地、大体地了解，他有自己的专业，精通自己的业务，但对其他的专业也可以自豪地声明：人类的一切知识我都不陌生”。他认为，人与其他一切动物的差别就在于知识，在于从教育过程中获得的对付自然的力量。人类社会拥有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不断增长的财富，每一个新的一代人都更上一层楼，因此，人通过掌握知识就获得了巨大的遗产。卢那察尔斯基反对不学无术者、坐享其成者、醉生梦死者、养尊处优者，提倡每个人在某一领域自己去创造和埋头工作，用个人创造性的紧张劳动，用自己的心血和脑汁去为人类实际地创造重要的成果。因为没有普通教育的知识，没有自己的专业，那他的政治觉悟也只不过是空中楼阁。但是，他也明确指出，“在短短一生的条件下，一个人要知道一切是不可能的，要把全部科学知识都装进自己的脑袋也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一个真正正确的人类社会是通过劳动分工来获得尽可能多的财富和知识的共同财产。
还有，卢那察尔斯基强调体育是其他一切的基础，以使学生能和谐地发展自己的一切器官，发展自己的体格，成为一个身体强壮的人。他反对体育被弃置不顾、退居学校工作末位的做法，明确指出：“没有正确的卫生保健，不正确地组织体育运动，我们就永远也不能获得健康的一代。”在他看来，苏维埃学校不重视体育，就要犯极大的罪过。